韦某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状

  发布时间:2014-07-29 09:09:34 点击数:
导读:行政起诉状原告:韦XX,女,汉族,XX年X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XXXXXX,住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XXXXXX。被告: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住所地:顺义区府前东街甲25号法定代表人:王奎职务:主任被告:刘XX,…

行政起诉状

原告:XX,女,汉族,XXXXX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为XXXXXX,住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XXXXXX

被告:北京市顺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住所地:顺义区府前东街甲25

法定代表人:王奎      职务:主任

被告:XX,男,XXXXXX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XXXXXX

第三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

住所地:东城区和平里北街2

法定代表人:师宏亚      职务:常务副主任

第三人: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顺义分中心

住所地:顺义区仓上街11

法定代表人:王军生      职务:主任

诉讼请求:

1、请求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二被告拆迁行政许可纠纷所作(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

2、请求依法改判确认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违法并予以撤销;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原告在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XXXXXX拥有房产一套,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由于第三人实施顺义区轨道交通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原告权利项下的前述房产被划入拆迁范围之内。

拆迁以来,原告从未看到项目拆迁许可证公示,直到2013年11月27日方知晓被告一为第三人核发了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原告认为,被告一该行政许可行为存在实体上的违法和程序上的违法,及时向北京市建设委员会提起了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前述行政许可为违法许可,并予以撤销。但是,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并未对被告一的行政许可行为进行合理性、合法性审查,机械的以拆迁许可时间点起算原告诉权行使期间,认定原告的复议申请超期,作出京建复字[2013]335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原告不服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作出的复议决定,向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者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顺行初字第55号《行政裁定书》,认为“2010年12月28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受理了XXXX村村民刘春芳不服被告作出的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要求撤销一案。2011年3月17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顺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依法判决驳回了刘春芳的诉讼请求。刘春芳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年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终审判决维持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故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生效的判决书的效力所羁束,原告现在起诉已经不符合起诉条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裁定对原告的起诉不予受理。

原告认为,被告一为第三人核发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导致原告生活居住近二十年的房屋面临被拆迁的境况,严重妨害了原告的财产权益,亦严重影响了原告的生活质量故此,原告亦是被告一拆迁行政许可行为的利害关系人。然而,被告一与被告二针对该拆迁许可进行的两审诉讼过程中,原告从未接到受诉法院要求原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通知,直至原告起诉至顺义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经办法官出示[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时,原告才知道二被告之间诉讼以及被诉生效行政判决书的存在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法释[200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原告的合法诉权乃至财产权益因(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受到损害,而(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本身存在着法律、法规适用错误、事实认定错误的重大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故此,原告特向贵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请求依法撤销(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具体理由如下:

一、(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依据京建拆[2009]439号《关于加快办理1000亿元土地储备开发等重大项目拆迁审批手续的通知》认定被告一在拆迁许可申报材料欠缺法定用地批准文件情况下颁发的京建顺拆许字[2009]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合法,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得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的明文规定。

我国《行政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根据前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确认时,必须以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为依据,或参照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针对本案拆迁行政许可的申报与审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七条、《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九条均作了明确规定。暂且不论本案情形应否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仅就《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而言,用地单位申请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区、县国土房管局提交用地批准文件规划批准文件拆迁实施方案安置房屋或者拆迁补偿资金的证明文件。从(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中可知,第三人在申报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提交的材料为:①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出具的用地预审意见;②规划意见书;③拆迁实施方案;④拆迁补偿资金的证明文件。其中,第①项材料显然不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具的用地批准文件。换言之,第三人提交的材料并不符合《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实际上,第三人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征地批准文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顺义区2009年度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的时间系2009年10月15日,晚于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作出时间——2009年7月22日。因此,被告一为拆迁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属于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地方政府规章,依据前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判行政案件的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审理涉诉案件,必然应当认定违反此规章的京建顺拆许字[2009]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行政许可行为违法!

然而,(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却依据违反《土地管理法》、《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京建拆[2009]439号《关于加快办理1000医院土地储备开发等重大项目拆迁审批手续的通知》关于以国土部门建设用地预审意见替代用地批准文件的规定,判决认定被告一为第三人核发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显然,人民法院裁断的依据既不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也不是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而是红头文件,显然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二、顺义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城市建设发展规划已将望泉寺村纳入城市规划用地,依据法[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在该地区实施征地后拆迁的,应当参照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并未援引前述行政法规对被诉拆迁许可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亦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XXXX村位于顺义城中心,紧邻空港工业区、首都机场、汽车城、石门大市场,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顺义区十一五时期(2006-2010)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便将包括XXXX村在内的仁和镇纳入了城市重点发展区域。法[2005]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后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答复》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被征用土地上的原农村居民对房屋仍享有所有权,房屋所在地已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应当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对房屋所有权人予以补偿安置”,因此,人民法院对被告一为第三人核发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时,法律依据不仅包括《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还应当包括《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统观(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可知人民法院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并不包括《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三、涉案拆迁项目的法律性质系土地储备行为,一并受国土资发[2007]277号《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土地登记办法》的调整,但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显然并未结合前述部门规章依法裁断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亦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项目系土地一级开发,亦即由第三人实施的土地储备行为。现阶段,我国土地储备行为应当受国土资发[2007]277号《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与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土地登记办法》的规范与调整。

国土资发[2007]277号《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下列土地可以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四)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第十五条规定:“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后纳入土地储备”。据前述法规可知,将集体土地纳入土地储备范围的,须先行办理土地征收批准手续,并依法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土地登记注销后,土地权利证书应当收回;确实无法收回的,应当在土地登记簿上注明,并经公告后废止。”可见,注销土地登记手续以收回土地权利证书或在土地登记簿上著名并经公告废止为结点。

2009年7月22日,望泉寺村张贴了顺义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公告,称因M15号线将XXXX村纳入土地储备范围。当时,XXXX村土地性质为集体土地,包括原告在内的望泉寺村全村村民手中均持有有效《集体土地使用权证》。2009年10月15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方作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顺义区2009年度批次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征收XXXX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足以可见,XXXX村土地在是未经依法批准征收、未办理土地注销登记的情况下被纳入土地储备范围,严重违反了《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登记办法》的明确规定!

(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就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时,忽视许可项目本身的法律性质,遗漏适用国土资发[2007]277号《土地储备管理办法》与国土资源部令第40号《土地登记办法》,构成法律适用错误,更导致了将违法行政行为认定为合法行政行为的事实认定错误结果。

四、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就被诉拆迁许可审批材料之一——拆迁实施方案是否合法的认定结果构成事实认定错误。

第三人申报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提交的拆迁方案——《顺义区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实施方案》载明拆迁补偿安置方式系货币补偿。这种单一的补偿方式显然违背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被第三人可以选择拆迁补偿方式。”《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上的房屋拆迁,可以实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另行审批宅基地。”显然,被第三人可以就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两种补偿安置方式进行选择。那么,上述拆迁实施方案中单方决定拆迁补偿安置方式为货币补偿,则是不符合《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据此,(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拆迁实施方案合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五、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就拆迁补偿资金证明是否合法的认定结果构成事实认定错误。

第三人申报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时提交的拆迁补偿资金证明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单位存款证明书,证明顺义土储分中心截止到2009年5月31日在银行有存款人民币6.5亿元整。

从形式上而言,前述存款证明书并不符合法定形式要求,原因在于:

其一,法律要求拆迁补偿资金专款专用,但前述存款证明书的证明内容并未显示6.5亿元是京建顺拆许字[2009]第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许可的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专用款项。实际上,顺义土储分中心同一时段在顺义区甚至仁和镇启动的拆迁项目多达数个。因此,存款证明书仅能证明顺义土储分中心截止到2009年5月31日在银行有存款人民币6.5亿元整,但并未证明该笔款项是专款用于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

其二,《<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第10条规定,拆迁补偿资金证明文件,是指银行向区、县国土房管局出具的拆迁补偿资金到位证明文件,具体办法按照市国土房管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关于加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督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字[2001]1177号)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关于加强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督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拆字[2001]11号第二条之规定,受理拆迁补偿安置资金存款业务的银行应当与市国土房管局就本通知规定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督事项签订承诺书。但是,第三人申报提供的资金证明一项未包含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监督事项承诺书,不符合法定要求。

从实质上而言,前述存款至今仍未用于M15号线顺西路——府前街站D、E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补偿安置——望泉寺村拆迁项目已经进入尾声,村民们得到的安置几乎都是所谓的安置房指标(但动迁四年多来,安置房一直未落实,甚至未明确地点)。

结合前述几点,(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合法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综上所述,被告一向第三人核发京建顺拆许字[2009]6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多处不合法的事实,(2011)二中行终字第448号《行政判决书》并未行使纠错权,错误地确认了前述不合法事实为合法,而且在法律依据适用上亦存在严重偏颇,毫无争议地构成错误司法判决,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此,原告以邮寄方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诉,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予受理,并将原告邮寄材料退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第三款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在7日内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起诉。故,原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撤销前述错误判决,保护原告的合法诉权不受错误判决既判力扩张效果的拘束!

此    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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