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拆迁案例三:25拆迁户与区政府独资拆迁公司的较量

作者:黄艳 来源: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14-03-01 11:50:11 点击数:
导读:关键词:捎带拆迁、拆迁裁决、拆迁许可诉讼陷阱、强拆、国家赔偿办案律师:杨念平【事实概要】回忆重庆大渡口区翠园村25名业主拆迁维权案,业主们最深刻的一点体悟是:如果没有迈出依法维权的第一步,自己永远不会知道…

关键词:捎带拆迁、拆迁裁决、拆迁许可诉讼陷阱、强拆、国家赔偿

办案律师:杨念平

【事实概要】

回忆重庆大渡口区翠园村25名业主拆迁维权案,业主们最深刻的一点体悟是:如果没有迈出依法维权的第一步,自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自己想象中的强大对手,其实不过如此……

2010年8月,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实施东风村片区危旧房改造项目,地处重庆市黄金地段——大渡口区新城区九宫庙商圈(商业步行街)中心的翠园村X号某大厦亦被纳入拆迁范围,大厦内聂刚(化名)、朱志杰(化名)、徐琰(化名)、许国璋(化名)、周旭海(化名)等25名业主均摇身一变成为该拆迁项目的被拆迁人。

2002年,翠园村X号某大厦开盘售房。在此之前,大渡口区政府在“锦天佳园”(后改为“七十二行酒楼”)向公众展示大渡口区新城区的长远城市发展规划,其中商业步行街中心规划建筑即包括该大厦。基于区政府长远规划这一卖点,以及楼盘配套含商场与地下停车库,绿化环境优良,采光通风和节能效果设计科学合理,大厦房产很快售罄,怀抱着安居乐业梦想的业主们纷纷入住,并于2003年上半年取得了房产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系大渡口区人民政府独资成立的拆迁公司,其以“危旧房改造”名义动迁楼龄尚轻的某大厦时,业主们无一人不觉得匪夷所思,而拆迁人提供的4061元/㎡补偿标准则更让人们深感“切肤之痛”,须知,九宫庙商圈及周边的商品房交易均价已在8000多元/㎡~13000元/㎡。不过,最令业主们战战兢兢、敢怒不敢言的是拆迁公司与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合逼迁:协商过程中,恐吓、威胁产权人“协商”签约,否则就抓捕产权人,带手拷并强制拘留,株连家庭其他有关无关人员,实行布控式的违法跟踪,用各种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以达到逼迫搬迁之目的。

2010至2012,怀抱着裂痕斑斑的希望的业主们奔波于区、市两级政府信访部门多次反映问题、请求处理,无奈四两拨不动千斤、蚂蚁撼不动大象,人们的“水深火热”未得到任何缓解。2012年10月,聂刚、朱志杰、徐琰、许国璋、周旭海五户陆续被下发拆迁裁决,情势急转直下,人们的拆迁之痛业已升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深刻体会到自力维权之无用的25位业主随后委托了杨念平律师依法维权,以求在神圣的法律殿堂里让失落的公平正义得到匡扶……

【办案掠影】

办案第一阶:落单的裁决“孤岛”

律师的工作往往与“救人于危难之中”相辉映。杨念平律师介入案件之时已有五委托人遭遇裁决的晦涩局面不容懈怠,稳住裁决后的强拆危机、不让已经被动的局势变得更加糟糕是第一要务。随即,杨律师针对已下发的五份拆迁裁决提起行政复议,继而又对拆迁许可证提起行政复议。不同的两道复议程序,同一行政复议机关,同样的失意结局不多时日后便接踵而至。

“一寸光阴一寸金”,复议结果出来后,杨律师迅速将两份《行政起诉状》提交至大渡口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违法拆迁许可证与违法裁决。然而,一道埋下伏笔已久的拆迁许可诉讼陷阱却适时浮出水面——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称,涉案项目的拆迁许可两年前便已被人提起过行政诉讼,且已经有了维持许可的终审判决,依法不得再诉。在杨律师的据法力争下,大渡口区人民法院最终针对拆迁许可起诉案作出了一纸不予立案裁定书。

面对精心策划的诉讼壁垒,杨念平律师的维权步伐并未止于斯,而是坚定地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与再审程序,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能动司法”正义。不过,在此过程中,拆迁裁决诉讼却失去了拆迁许可合法性审查这道保护屏障,成为了一座不再有中止事由的“孤岛”,一日日滑向无言的结局。

办案第二阶:裁决诉讼大爆炸

2013年2、3月,重庆大晟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了剩余20户拆迁户的裁决。也因如此,裁决诉讼之“孤岛”的廓域日渐庞大而沉重起来……时至2013年5月,25名委托人悉数进入了裁决诉讼。这一裁决诉讼集中营现象一度在大渡口区甚至于山城重庆引起了多方关注。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重庆大渡口集体裁决诉讼案,以同一拆迁项目为裁决前提,诉讼原告不服同一行政机关所作裁决的事实理由基本一致,属于共同诉讼。鉴于此,杨念平律师向受诉法院提出了合并审理的请求。实际上,法院把若干个有牵连的案件合并成一个案件进行审理,既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也可以简化诉讼程序,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法院的工作效率,此外还能够防止人民法院“同案不同判”。然而,受诉法院选择了分别审理,25个行政裁决诉讼,一个一个安排开庭……

俗话说,法庭就是律师们的竞技场,在这里,律师会极尽所能地施展辩才,将真理运用于口舌之间。在25个裁决诉讼案件的开庭审理过程中,不辞辛劳一趟趟南下重庆开庭的杨念平律一次又一次地针对“快捷性”裁决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辨法析理:①据业主们了解的情况,涉案大厦并不在拆迁范围内,属于政府为了低价拿地的“捎带拆迁”,涉案裁决机关大渡口区房管局亦没有提交《拆迁登记册》、拆迁红线图,而仅有一份拆迁公司自己制作的规划红线图,无法证明大厦依法在拆迁范围内;②拆迁许可证的拆迁期限为2010年8月10日至2010年10月9日,拆迁公司未办理延期,该许可证已于2010年10月9日以后失效。涉案裁决于2012年年底或2013年年初作出,显然是以失效拆迁许可证为基础,属于无效裁决;③裁决程序中缺少分户评估报告,不符合《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规定;④裁决书中没有被裁决人的安置补偿方案,亦不符合《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规定。不过,正义又一次受到了司法不独立的挑战——区法院潦潦结案,一一判决维持违法性重重的拆迁裁决。

对于有失公允的一审判决,杨念平律师毅然决然地进行了态度坚决的回应,一纸诉状启动了上诉程序。杨律师和她背后的委托人们精卫填海一般执着的维权精神终于引来命运之神的眷顾,二审法院以审慎的态度直面被诉拆迁裁决的违法之处,并积极做起了斡旋工作,将原来的廉价补偿标准谈高至8700元至11800元。对此翻番的新标准,大部分维权业主颇为满意,与拆迁公司达成协议。不过,余下八户大户型房屋的业主因面积较大而协商未果。

办案第三阶:最后的逆袭

向来维权路漫漫而修远。为了八名委托人尚未实现的权利主张,代理律师努力挖掘着救济其权利的渠道。

2013年10月伊始,大渡口区强势强拆拉开序幕,经验丰富的杨念平律师紧扣强制执行调解程序,前后极力协调成功了四户。

2013年12月,权利依然悬空的四户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司法强拆的深渊。凭借着六年拆迁维权生涯磨砺而出的睿智,杨律师调查发现,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受理强制执行申请后,没有依法组成合议庭,亦没有依法作出准予强制执行裁定,径直实施了强拆行为,且执行过程中违法采取了停水、停电行为逼迫搬迁,并使用打砸抢的方法将被执行人家中财产破坏殆尽,而没有依法进行财产保全。基于上述发现,杨念平律师以一封《国家赔偿申请书》殿后,力图为遭遇了强拆之难的四位委托人找到突围困境的豁口。

真理,哪怕书写在枯黄的纸张上,描摹在贫瘠的沙土中,甚至变成粗俗的谚语,它也会熠熠生辉。最后的逆袭已然踏入征程,陨落的正义亦正踏春而来……

【律师说法】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黄金十年,也是举国上下大拆大建的狂热十年,且狂热还被贴上了地方政治的诡谲标签,拆迁方常常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联盟单位,既有政治大权在握,也有大把资金可供支配,谓之所向披靡亦不为过。因此,当平民百姓踏足拆迁利益场时,就意味着即将邂逅利益绑架。

本案即是利益被绑架后的维权典范,充分演绎了身处弱势地位的人们如何步步为营,扭转拆迁维权胜诉难、法院不能独立公正断案的怪圈:

首先,就拆迁许可诉讼陷阱而言,虽然终究未能实现“破”的效果,但代理律师铿锵有力提起的诉讼、上诉、再审程序三步走程序却也具有不可磨灭的“立”的价值——本案代理过程中,代理律师针对法院以第三人已经起诉拆迁许可证并已审判终结为由不予受理本案当事人的立案进行了全面驳斥,指出该种做法有违立法本意,且有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二十四条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涉案项目拆迁许可证涉及的是所有被拆迁人的重大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初次审理拆迁许可证诉讼时,应当通知诉讼原告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保证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但是,本案中,法院并未通知当事人参与诉讼,当当事人事后发现权益被侵害的真相依法维权时又拒绝立案,剥夺当事人诉权,显然与前述法律含有的法治理念是相冲突的。另外,《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那么,对于非因第三人的原因未能才加诉讼的情形,第三人从知道其权益受侵害之日起,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就法院不能独立公正断案的问题,是实践中,也是中国法治之路当前阶段无法回避的悖论与难题。当拆迁户告开发商、告政府的时候,对政府具有人权、财权依附性的法院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行使它中立、客观地定纷止争职能的障碍。事实上,一旦拆迁纠纷进了法院的大门,法院十判中拆迁户怕有九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无用!违法是一种既定的存在,而这种存在一旦通过法律救济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即使司法不去予以确认,但却会被公众所唾弃、声讨,转而化身拆迁方头上无形的“紧箍咒”。只要紧箍咒的力量成为拆迁方不可承受之重,拆迁方就只能选择和解换“和谐”,拆迁户也因此在合理范围内实现拆迁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在本案的裁决诉讼,原告方人数众多,每一次开庭旁听人数都数以百计,虽然判决结果不理想,但对于促成庭外的协调工作却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即便司法审查过程形式大于内容,但原告方代理律师将裁决的诸多违法点“大白于公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拆迁公司背后的区政府不得不正视自身违法问题以及辖区内民众的负面反应。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般而言,拆迁维权之路皆是路漫漫而修远兮,而维权之拆迁户则有如暗夜行者,眼眸黑漆,视线微弱,但却执着地企盼着划破黑夜的光明。

2014年2月11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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